要讲中国古代哪个朝代的宗室最“疯狂”，那非元朝莫属，绝对能名列前三。
别的王朝都想办法限制宗室的权力，元朝倒挺反其道而行，不仅让爵位可以一代传一代，还给宗王们配备兵马，虽然不管民政，可军权握在手里，照样能把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。
元朝的制度宽严程度，那是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简直令人震惊。
元朝的基础就是成吉思汗打下的大蒙古国，作为游牧民族的政权，这帮人一直延续着“分家产”的老规矩。
成吉思汗把自己征服的土地分给了儿子和兄弟，把领地划成了西道诸王兀鲁思和东道诸王兀鲁思两大块。
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、阔列坚这四兄弟被封在大营西侧，成为了西道的诸王。
铁木哥斡赤斤、拙赤合撤儿、别里古台这些兄弟侄子，以及侄子按赤台的，也都分到了大营的东边，成了东道的诸王。
遵循游牧民族“幼子守灶”的规矩，拖雷接管了成吉思汗的营地，负责本部的势力。这些被封为宗王的人，到了自己的领地，那简直就是“土皇帝”似的，横着走了。
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官员、收取税赋、征调兵力，老百姓不仅得缴纳给中央朝廷，还得向宗王们送贡物，这就叫做“国赋”和“王赋”。
根据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，太祖将诸子分别安排负责四个方向：术赤负责西域，察合台管辖中亚，窝阔台掌管河西，而拖雷则守卫着漠北的旧地。
宗王们甚至还能在自己的封地里任命千户，结合起来就成了个小势力团体，简直算得上是自己的“小国”了。
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，凭靠他那威望，可把局势掌握得妥妥贴贴。
只要他一走了事，局面就乱成一锅粥，西边那几位儿子，术赤和察合台啥的，慢慢就不听他的调遣，后来干脆各自建起了汗国，各玩各的。
术赤连朝觐都不按时去，大汗的诏令也不遵守，简直像个独立的王国一样，把自己摆得挺大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成吉思汗的版图实在太广，从东到西跨越了几千里，那会儿交通和管理能力有限，很多地方都是季节性空旷的无人区，分给儿子兄弟们各自打理，虽然有分裂的迹象，但总归还是挂着黄金家族的旗子，在当时看也算是个权衡之策吧。
据《元朝秘史》第242节记载，“东道诸王”包括斡赤斤、合撒儿、别里古台等人；而“西道诸王”则指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等人。
窝阔台一上位，蒙古就源源不断向南推进，占领了大批汉地。
蒙古贵族依旧沿袭以前的习俗，把俘虏的人放在自己手里随意安排，还继续封赏千户、划定封地。
归降的汉人世侯也跟着学着样子，结果百姓只认诸侯不认朝廷，这让窝阔台挺烦心的。
还好耶律楚材出了个主意，推行了“五户丝制度”。
就这么说吧，规定每两户人家得交一斤丝给朝廷，五户再交一斤给宗王和贵戚，这样一来，就能防止宗王把百姓当成私产随意掠夺。
同时，在原金朝的统治地区设立中州断事官，由蒙古大汗和宗王共同任命官员共同治理，主要是想借此收回部分行政权力。
据《元史·耶律楚材传》记载，楚材建议推行“‘五户丝制’”，规定每五户中有两户须交一斤丝给官府，而五户中的另一斤丝则分给诸王。
这个点子挺不错，可是真做起来挺难的。宗王们早已习惯在封地里随心所欲，不怎么理会新制度，依旧按老规矩自己任命税官、官员，五户丝制度基本就变成了摆设。
到了忽必烈那会儿，分封制的问题越发突出，经济被折腾得很厉害。
忽必烈能登基做皇帝，可少不了宗王们的帮衬，一方面得保证他们的好处，另一方面又得加强皇上的权威，这两头总是难以兼顾。
起初，忽必烈只能循序渐进，在原有的分封制度上稍作改动，摸索出了一套新的封爵体系。
元朝划分封爵为八个等级，皇族和蒙古贵族可被封为王爵（宗室属于亲王，远支宗亲和贵族则是郡王），其他人最多只能封到国公，且只有蒙古贵族的爵位才有食邑，汉人封到国公以下的爵位基本上就是个荣誉名号。
元朝把宗王的爵位分成六个等级，印章的材质和样式也是多种多样，比如金印配兽钮、螭钮、驼钮，还有银印配龟钮。
王爵的等级一共六等，主要根据亲疏关系和庶嫡身份来划分，有的封号会用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名字，有的则是食邑或者路州的名称。
地位的高低是靠印章来区分的，最高的是金印兽钮，接下来的依次是金印螭钮、金印驼钮等等，而最低的等级则是银印龟钮。
在经济方面，忽必烈还对五户丝食邑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，把赋税分配的细节都搞得更明确了。
他还制定了规矩，亲王不能驻守食邑，也不能干涉食邑的管理，更别说封授蒙古千户和封地，主要是想把宗王和地方的联系cut得更紧一点。
规矩是规矩，可是真拿到手，操作起来可就另一码事了。
忽必烈刚登基那阵子，四面八方的势力都在拼命角逐，他得先把皇位巩固下来。
为了防备那些不太听话的西道诸王，忽必烈都把自己的儿子们派出去守卫重要地点。1266年，封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平王（后来改叫晋王），让他去守卫漠北；到了1272年，又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，后来改成秦王。
据《元史·忽哥赤传》记载：“云南王忽哥赤被都元帅宝合丁毒害。”
这些皇子宗王在地方上掌握着军政大权，挺有自主权，其实和成吉思汗当年分封的方式，基本上没啥两样。
南宋灭亡之后，元朝在江南推行宗王制度，搞出了江南户钞制，给宗王分配土地和民户作为食邑，一万户要交一百锭钞作为贡品。
毕竟元朝是个中央集权的王朝，和那些自主性挺强的宗王们之间矛盾也逐渐加深。
宗王们的势头太猛，不光让朝廷压力山大，内部也是乱得不行。
忽哥赤遭遇暗杀，木罕在前线被擒，忙哥剌的王妃甚至试图刺杀王相赵炳。
忽必烈这才明白，得得压制宗王的势力才行。
虽然元朝是蒙古人打下的江山，但要提防汉人的动向。地方官的行政权可以交给他们打理，可军队的大事，可不能随便松懈。
因此，忽必烈削减了宗王的实际权力，派流官负责地方事务，可军队的指挥权还是交给宗王，宗王手里的部队也由中央调度。
就这样，元朝那独特的宗王出镇制度逐渐成型啦。
这个制度吧，简单说，就是宗王的爵位可以传几代，但他们只有封地没治权，真正掌握实权的还是军事镇守。这种安排一方面符合元朝的集权需求，另一方面还能靠宗王来防范汉人、压制叛乱。
不过，伴随而来的也有不少麻烦。
掌握兵权的宗王们野心不断壮大，皇位之争也接连不断。
尤其是漠北的晋王，他身为漠北诸王的领导者，掌握着各地军队，势力也逐渐变得更强了。
他的宅邸金光耀眼，四周围绕着高高的城垣，城墙上旗帜飘扬，显出他的威风与实力。
自忽必烈以后，许多元朝皇帝都是从守卫漠北的宗王中挑选出来的，皇位更替频繁，局势也变得乱七八糟。
宫中内外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，刀光剑影之中，血雨腥风不断，但换个角度说，无论宗室之间怎么争斗，皇位始终由忽必烈的后代继承，真是“肉烂在锅里”。
家族内部的争斗虽激烈，但皇位始终没有从他们手中滑走，表面上看像是维系了一份稳定，实则也埋下了不少隐患。
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无论宗室怎么争夺，皇位一直都是忽必烈的后代在传承，这不就称得上“肉烂在锅里”么？
明太祖把自己的儿子封为塞王，给予兵权，但是不插手治理民事，就像元朝宗王出镇那样的旧规儿。
朱元璋建明之后，照着元朝的做法，把儿子们封为“塞王”驻守边疆，掌握兵权，行政由朝廷管着，心想着自家的亲戚比外人更靠谱一些。
他一去世，建文帝立马就动手削藩，燕王朱棣趁机发动靖难之役，夺了皇位以后，又把塞王搬到内地，彻底打乱了朱元璋当初的安排。
元朝的宗室制度起初比较宽松，采取分封的方式，经过几次调整和改革，最终演变成宗王出镇的体制。
貌似在集中和分散权力之间找到了个平衡点，其实暗藏着未来皇位斗争的隐患。
爵位的世袭，加上镇藩不受限于藩镇掌控，再加上人人手握兵马，这种既特殊又比较放松的制度，一方面确保了元朝的统治稳固，另一方面却也暗藏着皇权动摇的隐患。说白了，这样的安排，既是维系王朝的秘密武器，也成为内部动荡的导火索。在元朝宗室制度的逐步演变中，这点儿小事儿折射出不少戏剧性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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