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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儿庄大捷背后的“汉奸”夏文远：八字情报，逆转两万日军命运

说起辽宁大连的老城区，沿着解放路往南拐进那条窄巷子，总有人低声议论过一个姓夏的。小时候听姥爷讲，那人穿西装、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有点日本腔调，在伪满时期风头很劲。邻里见了都绕道走，嫌他“吃日本饭、娶日本婆娘”，但又没人真敢当面骂。后来世道变了，这个叫夏文远的人，却在大连人物志上留了一笔——说是英雄也罢，说是汉奸也罢，一桩桩旧事搅得人心里不安生。

夏家本来不是寻常百姓。他爹做洋行买卖，有点钱有点势，把独苗送进教会学校读书，还请了个关东籍的塾师傅专门教日语。据村口老刘头回忆：“小夏从小就鬼精灵，会跟洋人讨糖吃。”等到十七八岁，他成绩好得出奇，被保送去东京帝国大学念书，那时可算风光极了。

到了日本后，生活节奏全变了。有传言说，日本校方对这批中国留学生格外照顾，每月奖学金足够在银座吃三顿鳗鱼饭，还给安排相亲。有一年冬天，大连来的王叔去看望他，看见屋里挂着一张和服合影，“身边姑娘笑得像樱花开”。这些细节后来成了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让不少同乡私下摇头。

1931年九一八之后，大局已乱。东北沦陷，日本兵铁蹄踏过关东平原。一时间，不少会日语的中国青年被强征做翻译，据《辽沈晚报》1979年整理口述史料记载：“这些翻译多半活不过半年。”原因无它，日本特务防内鬼如防贼，只要稍露马脚便没命收场。

可偏偏这时候，夏文远混得顺风顺水。他从不多嘴、不打听闲事，每天按部就班地把文件誊写好交差。在伪满洲国警务厅档案中曾有一则备“此人谨慎守规矩，无越权行为。”久而久之，他反倒成了日方信任对象，不仅工资涨了一倍，还被介绍给当地一家酒厂老板家的女儿，两人成婚。据说婚宴那天，下雪很大，大连湾码头停靠着几艘军舰，但屋内却觥筹交错，好不热闹。这段异族联姻成了一时佳话，也让不少左邻右舍咬牙切齿——“哪还有脸见祖宗！”

不过故事到这里才刚开始转弯。当时没人知道，其实早在1931年底，他已经悄悄和李宗仁通过一次气氛紧张的小型会面。这段插曲只在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录中轻描淡写提及：“嘱其隐忍蛰伏，以图长计。”意思就是，你要能扛住压力，为我们干点实事儿，但千万别暴露身份，否则前功尽弃。

几年过去，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台儿庄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这期间据《胶东抗战遗闻》记载，有一次深夜，一个陌生邮差敲开李宗仁幕府侧门，只递上一纸短笺，上书八字：南动北静（或作南动而北不动）。就是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，让整个战略部署来了个急刹车。本来蒋介石还想死守正面阵地，是李宗仁根据情报果断调集张自忠部队向北突击，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应运而生，两万余敌军葬身黄河岸边。而那封密信，据内部人士透露，就是来自于表面最乖巧、最懂规矩、最受怀疑却又最安全无害的那个翻译官——夏文远。

这种事情不能明着夸。战后很多年，大街小巷仍然流传他的坏名声。“卖国求荣”、“软骨头”……各种帽子扣下来。但谁知他其实一直偷偷为游击队输送物资？山西建设厅厅长任上的那些年，他用公款采购建筑材料，却总莫名其妙丢失几车砖瓦、水泥；据山西某县老人证言，“每次都是夜黑风高，有辆马车拉走东西，再没查出来。”

再讲一个冷门细节：1940年前后，有位晋察冀根据地的小通讯员曾记录，“接收过署名‘S.W.Y.’寄来的棉衣与药品”，当时大家以为是哪位富商暗中捐助，如今考证下来，多半正是化名行事的他本人。（参见《太行英烈录》第四卷）

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人们依然唾骂这个名字。有一年春天，一群红领巾去扫墓，看见墓碑刻着“民族罪人”四字，还有孩子拿石块砸碎瓷像。然而世道兜兜转转，到1978年底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披露真相，引起学界震荡。不久有关部门派员赴大连调查取证，又找到数份当年的秘密电报与存根票据，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那个人人喊打的人，其实救下许多性命，只因时代需要遮掩锋芒，所以宁愿背负恶名几十载也未申辩一句。

至于晚年的生活嘛，就更平淡些。据邻居老太太回忆：“他喜欢泡澡堂子，总带一本破旧杂志进去坐半下午，从不和旁人搭讪。”偶尔碰上熟识的小孩追问往昔经历，他只摆手笑笑，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罢了。“人生苦短，该做啥还是要做啥。”